改革开放40年，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.9%提高到2017年的58.5%，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.7亿增长到8.1亿人，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。

　　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，从东部沿海城市、外贸明星城市的崛起，到如今中西部省会城市的高速发展，我国人口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向省会城市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等一二线大城市集聚。

　　改革开放40年，是我国城镇化和大城市快速发展的40年，是中国城市体量不断壮大的40年，是中国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的40年。中国城市发展，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集中体现。

　　在6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的“中国城市百人论坛”年会上，与会专家用数据回顾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成就指出，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当中，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.9%提高到2017年的58.5%，城镇常住人口由1978年的1.7亿增长到8.1亿人，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。

　　沿海城市崛起

　　改革开放包括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。我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，1978年11月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“分田到户，自负盈亏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（大包干），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。

　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不仅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，而且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干活“大呼隆”旧体制下解放出来。农民手中有了余粮，有了一定的资金，农村又有富余劳动力，便从发展多种经营、创办小作坊、小企业起步，开始离开土地到小城镇务工经商，从而推动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。

　　乡镇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，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，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比重。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。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504亿元，2000年增加到27156亿元，10年增加9.8倍，平均每年递增26.9%。

　　在这个过程中，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山东、福建等地，得益于乡镇企业、乡镇经济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涌现出了一大批经济强市，苏州、无锡、温州、泉州、佛山、烟台等一大批普通地级市经济迅速崛起，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重要力量。

　　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，城市国企还是老的体制，政企不分、条块分割、平均主义，严重影响企业的自主权。从1985年起，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。城市经济及体制改革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，着眼于探索建立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体制，实行承包制、租赁制等措施，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。

　　在对内改革的同时，1979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广东、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“特殊政策、灵活措施”，并决定在深圳、珠海、厦门、汕头试办经济特区，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。其中，深圳由昔日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了至今中国经济的第三城。

　　1984年4月，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、秦皇岛、天津、烟台、青岛、连云港(601008,股吧)、南通、上海、宁波、温州、福州、广州、湛江、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。

　　从1985年起，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、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。

　　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建立。

　　1990年，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，又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。

　　从区域分布上看，改革开放以后，南方城市的崛起是一大特点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北方城市明显占据优势。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当时城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中，北方明显多于南方，其中包括鞍山、抚顺、吉林、齐齐哈尔、唐山、包头、淄博等北方非省会城市。而现如今的厦门、苏州、宁波等南方明星城市，当时不过是城区人口几十万的中等城市。

　　福建泉州的谢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曾到辽宁做生意，他说，当时辽宁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福建高太多，“那时候辽宁那边的城镇化率就很高了，生活水平也很不错，福建这边当时主要住在农村，生活条件差多了。”

不过改革开放后，南方城市迅速崛起，尤其是到

　　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，这一时期，北方的重工业城市由于体制机制的固化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面临着一轮较大的冲击，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倒闭，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下岗潮。近几年，随着能源经济的发展缓慢，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地区又一次受到较大冲击。

　　进入到新世纪后，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，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，南方外贸明星城市发展更快。其中，苏州成为继深圳之后，又一个快速崛起的现象级城市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，苏州成为“苏南模式”发源地之一，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；90年代又开启了特殊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。新世纪后，苏州的外向型产业继续高速增长，城市经济总量（GDP）一度高居全国第五，遥遥领先于其他普通地级市，并且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在江苏省都位居第一。不仅如此，苏州下辖的几个县级市如昆山、张家港、常熟等一直领衔中国百强县排行榜。

　　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快速崛起的同时，大量中西部地区、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也流入到东部沿海地区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大量的外来工人涌入广东形成了“民工潮”。

　　第一财经记者查阅当时的报纸发现，为应对“民工潮”，广东省劳动局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，包括“控制春节放假回乡民工的人数，减少春节后进入广东的民工数量”，同时，“企业要教育返乡民工回来上班时不得带新民工入粤，对带新民工入粤的要给予终止合同的处罚”等。

　　省会城市逆袭

　　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，沿海城市尤其一些外贸明星城市发展快速；不过，到了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，这些外向型城市的增速逐渐放缓，相比之下，省会城市的优势就逐渐体现出来了。

　　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，外贸出口已难再现高速增长，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。同时，随着土地、人力等成本的不断上升，许多企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或者东南亚，这些外向型城市也进入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阶段，增速逐渐趋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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