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近40年的经济改革史，不妨分为两条脉络，一条是农业，一条是工业。前者肇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“承包到户”，而后者以江苏无锡堰桥乡的“一包三改”为标志。

　　“承包到户”第一次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数千年“吃饭”问题，所以它太受关注。但实际上，工业领域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事关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。

　　在工业（也包括商业）领域，好的生产关系可以发掘出这个民族的企业家才干和工匠精神，顺应大国市场变迁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，最终让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、科技强国。改革开放40年之后，我们依然处在这样的探索中。

　　在近代，无锡是民族工商业的勃兴之地。改革开放，无锡的经济体制创新同样走在全国前列，从“一包三改”开始，“苏南模式”的奇迹无疑成为了改革开放战略正确性最有力的事实论据。

　　在新时期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，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。近年来，无锡GDP迈入“万亿俱乐部”，并成功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，正是因为处理好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。其中，既得益于无锡的40年积淀出来的改革基因，更得益于无锡近年的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。

　　今天的无锡，探索从未停歇。

　　乡镇企业的“小岗村”

　　好的制度改革，一定从对人的才智和责任心的激励开始。

　　1982年，是安徽小岗村实行承包到户的第三年，中国农村正在逐步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但各地速度有快有慢。

　　这一年，无锡堰桥乡（现为堰桥街道）的一场罕见的秋雨，让马上就要丰收的稻谷浸泡在水中，由于“集体主义”的原因，农民缺乏抢收积极性。于是，乡党委决定马上在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抢收水稻。结果，快速分田到户的18个大队抢收完毕，而分田到户速度最慢的一个大队，很多粮食都烂在田里了。

　　这件事，启发了乡党委：在堰桥这个乡镇企业发达的苏南小地方，不少乡镇企业长期经营困难，那么“承包”能否也运用到企业，改善经营呢？

　　当时，难题是农村承包到户已有文件，但乡镇企业的承包在全国都还没有先例，中央、省里也没任何文件。怎么办？“不能再拖，我们先试。”70多岁的高锦度当年任无锡堰桥工业公司经理，以及分管企业的副乡长。对《南风窗》记者回忆起当年的“闯劲”，他充满自豪感。

　　乡有个服装厂， 3年连续亏损5.7万元。按道理，周边市场服装奇缺，但工厂就是不能盈利，换了3位厂长，一点都没有起色。于是，当年11月，乡党委拿出了承包方案：全年上交利润5000元，超额部分由厂长自行处理。谁愿意承包，谁就当厂长。

　　高锦度说，当时低估了大家的积极性。三名裁缝师傅竞相上台，发表“竞选演说”，最后全厂职工投票，选出厂长。新厂长也很有办法，上任后立即实行了“定额计件制”，工人和生产小组谁超额完成，立刻有奖。

　　结果，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涨，一个月时间，服装厂竟然“奇迹般”扭亏为盈，首次盈利近500元，职工工资也增至50多元，皆大欢喜。

　　服装厂试点成功，给所有人吃了定心丸，也增强了乡党委的改革信心。次年即1983年2月，乡党委正式宣布将在全乡乡镇企业推行以“一包三改”改革。

　　“一包”就是实行以厂长、经理为主的经济承包制，承包者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，超额完成承包指标后，报酬可高于本人工资的30%，有特殊贡献的可高于一倍以上。

　　“三改”则是改企业干部由乡党委的“任免制”为“聘用制”，经营有方者连聘连任，完不成承包合同一律免职；改工人由“录用制”为“合同制”，没有了“铁饭碗”，对表现不好、教育无效者，厂长有权将其辞退；改干部工人的“基本工资”为“浮动工资”，多劳多得，废除“大锅饭”。　　

　　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来说，“一包三改”是对症下药，“疗效”立竿见影。短短一年间，全乡亏本企业基本全部扭亏为盈，与1982年相比，全乡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4%。1984年 4月1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堰桥乡乡镇企业全面改革一年见效》的消息，并配发评论，对堰桥在乡镇企业领域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肯定。

　　“用好一个能人，救活一个厂。”高锦度对《南风窗》记者回忆，仅1984、1985两年，全国各地来无锡县和堰桥参观学习“一包三改”的就有20万人。于是，“一包三改”在无锡推广之后，又迅速在全国推开。因此，堰桥也被称为是中国乡镇企业领域的“小岗村”。

　　市场基因与改革护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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