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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耕“政无信不立”避免“塔西佗陷阱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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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深耕“政无信不立”避免“塔西佗陷阱”

深耕“政无信不立”避免“塔西佗陷阱”

  在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》颁行即将一周年之际,郑州市于近日出台公务员诚信量化考核标准,建立诚信档案,并将公务员的诚信行为与考核、奖惩、晋级等挂钩。笔者认为,通过加强公务员诚信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努力值得肯定,但其效果有待实践检验。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,事关政府公信力,根本在于权力制约,重点在于失信惩戒,关键在于制度落实。

  “老百姓”咋就成了“老不信”

  西方政治学有一个定律叫“塔西佗陷阱”,即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,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,做好事还是坏事,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,“都会同样得罪人民”。

  当下中国,一些个别政务诚信的流失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。官方发布的信息、统计数据或者对公共事件的解释往往遭到社会普遍的质疑或嘲讽,如“被增长”“被平均”“被代表”;一有年轻干部被提拔,立刻就怀疑是“官二代”;官方释放的善意则往往被解读为“作秀”。“台上反腐败、台下搞腐败”“左手拿现金、右手拿先进”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“数字出官,官出数字”“讲成绩层层加码,谈问题级级克扣”“新官不理旧账”“一套班子一套人马,一套人马一套政绩”……社会上流传的这些段子有偏颇之处,但也值得关注和思考。一项大型调查显示,71.8%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习惯性质疑者,41.1%的人坦言自己就有“习惯性质疑症”,而习惯性质疑的对象有一些指向公权力。

  对公权力的质疑,不全是坏事。民众对政府的适度怀疑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普遍事实,它表明民众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高,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规范公权力运行。但政府失信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和普遍的诚信危机。长此以往,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成本将不堪重负。

  “铁笼子”不可变为“松紧带”

  政府诚信流失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受制约或制约有限。因此,政府诚信重建的根本需要从制度入手,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。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,诚信政府就是法治政府。政府讲不讲诚信,有没有公信力,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,依法办事。

  一是简政放权,加快政府职能转变。长期以来,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,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,甚至与民争利,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。应当完善制度设计,处理好政府与市场、政府与社会的关系,当务之急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,打造“尊重市场、尊重社会、尊重地方”的服务型政府。

  二是要让人民监督权力。政府权力来自人民,政府权威来自人民的认同,应当不断满足公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会懈怠;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只有人民的监督权得到保障,各种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等才能无所遁形。

  三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没有公开就没有信任。应当坚持公开是原则,不公开是例外,避免暗箱操作或者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效应。2012年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,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尚未有达到法律法规的要求,未能满足公众获取信息的需求,不少地方和部门对本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以五花八门的理由拒不公开。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,政府更要及时更新理念,依法公开政府信息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。

 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,郑州的诚信考核标准是存在一定局限的。首先,诚信考核应当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;其次,应当引入社会监督和民众参与,通过第三方评估等方式,避免自己评自己;再次,应当实现考核透明化,公开考核过程和结果。

  让失信者“寸步难行”

  政府诚信流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激励约束机制缺失,失信成本太低。

  资料显示,新加坡、丹麦、芬兰等廉洁度高的国家,都非常重视对公务员的诚信记录和考察。新加坡的政府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记录工作日志,包括处理公务、接待当事人和社会交往的情况。一旦遭人投诉或涉嫌违法违纪,行政监察部门就会调取其工作日志,若发现有不实记录,无论其是否真正违法违纪,监察部门都会以不诚信为由给予其行政处分。不仅可能被开除公职、取消退休金及各类保险,而且由于跻身“黑名单”,连社会上一些信誉较好的机构或企业都不敢录用。

  因此,应当加快诚信法治建设,完善诚信制度体系和信用信息系统,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,建立健全公务员失信问责甚至退出机制。必须让“守信者一路畅通、失信者寸步难行”。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(2014-2020年)》提出,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,依法依规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、廉政记录、年度考核结果、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纳入档案,将公务员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、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。郑州在这些方面先行先试,值得期待。

  让好制度“运转起来”

  诚信建设永远在路上。政府要取信于民,关键在于让好的制度运转起来。

  郑州的考核标准分为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社会公德、个人品德4个方面31项,其中难免有诚信泛化的嫌疑(比如“对待群众冷、硬、横、推”是否属于诚信范畴),也有可操作性和选择性执法的担忧(比如“有不正当婚恋关系”“违反规定饲养宠物妨碍社区民众”“不能正确对待个人荣誉、职务变动”等如何认定)。正如有评论指出的,公务员诚信建设不必贪多求全,贵精不贵多,哪怕是三五条真正管用的内容,只要严格执行到位,就能取得显著效果。历史上的“约法三章”、革命时期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央“八项规定”都是明证。

  制度落实的关键在于领导带头。领导干部带头讲诚信,修身用权律己以严,谋事创业做人以实,不欺上瞒下,不弄虚作假,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制度一经形成,就要严格遵守,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、执行制度没有例外,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,坚决纠正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,使制度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硬约束。要避免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,避免“上面害病、下面吃药”。由此观之,郑州公务员诚信量化考核要取得良好效果,当从考核领导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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